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刚刚发出迄今为止最强烈的降息信号，称“时机已到”，美联储应开始降低利率，避免美国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疲软。

重点信息

我们不寻求也不欢迎劳动力市场状况进一步降温，现在是调整政策的时候了。

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在实现价格稳定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政策利率水平为应对风险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包括劳动力市场出现进一步不利的疲软；

降息的时机和步伐将取决于数据、前景以及风险的平衡。

演讲全文

四年半过去了，新冠疫情带来的最严重的经济扭曲正在逐渐消退。通货膨胀率已经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不再过热，现在的情况比疫情前更加平稳。供应链的限制也已恢复正常，我们的双重任务的风险平衡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目标是恢复价格稳定，同时保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避免失业率的大幅上升——这种情况在通胀预期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早期消退阶段经常发生。目前，我们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虽然任务尚未完成，但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今天，我将首先谈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接着，我会探讨自疫情爆发以来的经济事件，分析为什么通货膨胀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又为什么在失业率保持低位的情况下，通胀会显著回落。

让我们先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近期展望谈起。

在过去三年中，通货膨胀率大大超过了我们的2%目标，劳动力市场极度紧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主要任务是将通胀率降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在此之前，大多数当代美国人从未经历过长期高通胀带来的痛苦。通胀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对那些最难以应对食品、住房、交通等基本生活成本上升的人来说。高通胀引发了压力和不公正感，这种情绪至今仍在持续。

我们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帮助恢复了供需之间的平衡，缓解了通胀压力，确保了通胀预期保持稳定。目前，通胀率已接近我们的目标，过去12个月的价格上涨了2.5%。在今年早些时候短暂的暂停后，我们重新取得了向2%目标推进的进展。我对通胀回到2%目标的可持续路径的信心增加了。

回到就业问题，在疫情前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了强劲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显著社会效益：低失业率、高参与率、历史上最低的种族就业差距，以及在通胀率低且稳定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工资健康增长。

今天，劳动力市场已经明显冷却。失业率在一年多前开始上升，目前为4.3%——虽然仍然低于历史标准，但比2023年初高出近一个百分点。大部分的增长发生在过去六个月内。迄今为止，失业率上升并非经济衰退时期常见的高裁员导致，而主要反映了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增加以及招聘速度的放缓。尽管如此，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冷却是显而易见的。今年的就业增长依然稳健，但有所放缓。职位空缺数量减少，职位空缺与失业率的比率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招聘率和离职率现在都低于2018年和2019年的水平。名义工资增长也有所缓和。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现在比2019年疫情前更为宽松——那一年通胀率低于2%。劳动力市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因素。我们并不寻求也不欢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进一步冷却。

总体来看，经济仍在稳健增长。然而，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数据表明形势正在演变。通胀的上行风险已减少，而就业的下行风险则有所增加。正如我们在上次FOMC声明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对双重任务的两方面风险保持高度关注。

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前进的方向已经明确，而降息的时机和速度将取决于最新的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以及风险的平衡。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在实现价格稳定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通过适当减少政策的限制性，有充分理由相信，经济能够在保持强劲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将通胀率恢复到2%。目前的政策利率水平为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包括劳动力市场条件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为什么通胀会上升，以及在失业率保持低位的情况下，为什么通胀会显著回落。这些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目前正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好时机。当然，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这一时期将会在我们离开之后继续被分析和讨论。

新冠疫情的到来迅速导致全球经济停摆。那是一个充满极度不确定性和严重下行风险的时期。正如在危机时期常见的那样，美国人适应并创新了应对方式。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尤其是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在美联储，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使用了我们的权力，以稳定金融体系，并帮助避免经济大萧条。

在经历了历史性深度但短暂的衰退后，2020年年中，经济开始再次增长。随着严重、长期衰退的风险消退，随着经济重新开放，我们面临着重演全球金融危机后痛苦缓慢复苏的风险。

2020年底和2021年初，国会提供了额外的财政支持。2021年上半年，支出强劲复苏。持续的疫情影响了复苏的模式。人们对新冠的持续担忧抑制了面对面服务的支出。然而，积压的需求、刺激政策、疫情带来的工作和休闲方式的变化，以及因服务支出受限而产生的额外储蓄，都推动了商品消费的历史性激增。

疫情也严重破坏了供应状况。疫情初期，800万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2021年初，劳动力规模仍比疫情前低400万人。直到2023年年中，劳动力市场才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水平。供应链因工人流失、国际贸易联系中断以及需求构成和水平的剧变而陷入混乱。显然，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完全不同。

接着就是通胀的出现。在2020年通胀率低于目标后，通胀在2021年3月和4月急剧上升。最初的通胀激增是集中而非广泛的，供应短缺的商品（如汽车）的价格大幅上涨。我和同事们起初认为，这些与疫情相关的因素不会持久，因此通胀的突然上升可能会很快消退，无需货币政策的干预——简而言之，通胀是暂时的。长期以来，标准的观点是，只要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央行就可以无视暂时的通胀上升。

“暂时性”通胀的观点当时获得了广泛支持，大多数主流分析师和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行长都持有这种看法。普遍预期是，供应状况将迅速改善，需求的快速复苏将逐渐平息，需求将从商品转回服务，从而使通胀回落。

一段时间内，数据确实支持了暂时性通胀的假设。2021年4月至9月，核心通胀的月度数据每月都在下降，尽管进展比预期的要慢。但到了年中，这一观点开始减弱，这在我们的沟通中有所反映。自10月起，数据开始明显与暂时性假设背道而驰。通胀不仅上升了，而且从商品蔓延到服务领域。显然，高通胀并非暂时现象，如果要保持通胀预期的稳定，就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应对。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11月开始转向。金融条件开始收紧。随着我们逐步停止资产购买计划，我们于2022年3月开始加息。

到2022年初，整体通胀率已超过6%，核心通胀率也超过了5%。新的供应冲击开始出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导致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供应状况的改善以及需求从商品向服务的转移比预期花费了更长的时间，部分原因是美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疫情。同时，新冠疫情继续扰乱全球生产，尤其是中国的新一轮和延长的封锁措施。

高通胀率是全球现象，反映了共同的经历：商品需求的快速增加、供应链紧张、劳动力市场紧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这样的全球性通胀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前所未见。那时，高通胀变得根深蒂固——这是我们坚决要避免的结果。

到2022年中期，劳动力市场极为紧张，自2021年中期以来，就业人数增加了超过650万。这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部分得益于随着健康问题的缓解，工人重返劳动力市场。但劳动力供应仍然受到限制，2022年夏季的劳动力参与率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从2022年3月到年底，几乎每个月的职位空缺数量都是失业人数的两倍，显示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2022年6月，通胀率达到峰值7.1%。

两年前，在这个讲台上，我曾讨论过应对通胀可能会带来痛苦，如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一些人认为，要控制通胀，需要经历经济衰退和长期高失业率。我当时明确表示，我们无条件地致力于完全恢复价格稳定，并且会坚持下去，直到任务完成。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毫不动摇地履行了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行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恢复价格稳定的承诺。2022年，我们将政策利率上调了425个基点，2023年又上调了100个基点。自2023年7月以来，我们一直将政策利率保持在当前的限制性水平。

2022年夏季，通胀达到了峰值。自两年前的峰值以来，通胀率下降了4.5个百分点，而这一过程中，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是一个令人欢迎且历史罕见的结果。

那么，通胀是如何在失业率未大幅上升至其估计的自然失业率之上的情况下下降的呢？

与疫情相关的供需扭曲以及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的严重冲击，是导致高通胀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的逆转是通胀下降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些因素的消退比预期花费了更长时间，但最终在随后的通胀回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紧缩货币政策促使总需求放缓，与总供应的改善相结合，减轻了通胀压力，同时让经济以健康的速度继续增长。随着劳动力需求的放缓，职位空缺相对于失业率的历史高水平主要通过职位空缺的减少得以正常化，而没有出现大规模和破坏性的裁员，使劳动力市场不再成为通胀压力的来源。

关于通胀预期的重要性，标准的经济模型长期以来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只要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平衡，通胀就会回归目标，而不需要经济出现松弛——前提是通胀预期保持在我们的目标水平。但自2000年代以来，长期通胀预期的稳定性尚未经过高通胀持续爆发的考验。通胀预期是否会保持稳定尚无定论。对通胀预期失控的担忧加剧了对抑制通胀需要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放缓的看法。最近的经验表明，稳定的通胀预期，加上中央银行强有力的行动，可以在不需要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促进通胀回落。

这一叙述将通胀上升的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过热且暂时扭曲的需求与受限供应之间的非凡碰撞。尽管研究人员在方法上有所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似乎正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通胀上升主要归因于这一碰撞。总的来说，疫情带来的扭曲正在修复，我们努力抑制总需求以及通胀预期的锚定，共同作用使通胀似乎逐渐回归到我们2%的目标路径上。

在保持劳动力市场强劲的同时实现通胀回落，只有在通胀预期锚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这反映了公众对中央银行将在一段时间内实现2%通胀目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经过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并通过我们的行动得到了加强。

这是我对事件的评估。你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疫情经济表现出与以往任何时期不同的特征，我们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从这个特殊时期中学习。我们的《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声明》强调了我们对原则进行审查并通过全面的公众审查每五年做出适当调整的承诺。随着我们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这一过程，我们将对批评和新思想保持开放，同时保留我们框架的优势。疫情期间知识的局限性——如此明显地显现——要求我们保持谦逊和探索精神，专注于从过去中汲取教训，并灵活地将其应用于当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