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促使这个社会进步，就必须同时存在高调诉求和低调诉求。所谓低调诉求就是我有平庸的权利，别人不能强迫我高尚。高调诉求是说，正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有平庸的权利，有的人就需要有更为高调的诉求。所谓的自由秩序无非是每个人都可以不信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平庸地活着，但是恰恰为了捍卫这些“平庸的权利”，就得要建立一种约束当权者的制度，而争取建立这种制度、要求约束当权者，当时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没有理想的人是不愿干的。如果人人都不干，就会出现“世人皆知奴役苦，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所以理想主义，就是比马照跑舞照跳更高的追求，是不可缺的。但是为更高的追求而付出，应该只能要求自己，一旦变成用来要求别人，就很危险。所以我说：“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若能持守，不逾底线，低又何妨。”所谓不逾底线，就是你不能太低。一个人平庸、自利，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去害人。

第一，我的一毛我来做主，我必须是自由的。第二，在尊重每个人的自由的条件下，如果有一些人为天下而自愿牺牲自己的一毛，甚至更多的东西，我们应该对他有敬仰。但是这个敬仰不能成为侵犯个人权利的借口，我们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来拔别人的一毛，不能要求别人为据说是很崇高的事情牺牲自己的权益。

中国的所谓强国，或者富国强兵这个过程，似乎总是伴随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倒退。这个是必然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好像面临着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了。所以才会出现两种极端的言论—一种是要主权就不能讲人权，另一种是只要能够有自由、民主、人权，哪怕当三百年的殖民地也可以的。但是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法治，这真会成为威胁中国主权和所谓强大的负面条件吗？绝不可能。从1927年到1949年的倒退是有偶然因素的。二战时期日本人侵华打断了中国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进程：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恢复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进步，应该是一个同时并行的过程。但这个进程受到两个国家的影响，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这两个国家对民国时期中国的走向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日本人讲的个人自由、独立，也就是明治以后讲的个人主义，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都是针对家庭，针对藩主，针对“小共同体”的。明治时代的日本思想家，像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这些人，他们讲自由，实际上是要把人从家庭的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但解放出来不是变成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公民，而是要他们为天皇效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效忠，就是军国主义。

“自由主义”与“军国主义”互相呼应是个“明治式的”现象。宗族社会和军国社会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个人是属于国家，还是属于家族。杨度曾经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到五四前后兴起了一场争取自由，尤其是个性自由的运动。

所以我说，明治维新一声炮响，给我们输入了自由主义，它实际是在自由主义外表下的军国主义。犹如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社会主义。俄国给中国人输进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外皮下的极权主义。这两者共同促成了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事、走向了最早希望学习西方、走现代化道路的那些人所不希望看到的另外的一种局面。

到了1945年以后，又出现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国民党以接收为名，把沦陷区的民营资本几乎全部没收了。因为你只要不跑到大后方，你就难免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资背景的公司做生意。当时国民党说，那你就是通敌附逆，这企业就是“逆产”。日资公司是敌产，中国人如果和他们有交易行为，那就是逆产。那时开始大规模搞国有化。到1946年，中国的工业资产中，民营资产已经从三分之二减少到20%，国有资产从抗战以前的6%一下占到了一半。所以后来中国的国有化，或者说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一大半应该归于国民党的。1952年共产党没收的那一部分，只是一小部分了，大部分在抗战和接收的过程中就已经被国有化了。

民国时代的暗杀、处决，当然是很阴暗、很坏的。但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正是在专制不是很厉害的社会容易出现这种事，因为你的一些非主流行为，他不能遏制你。

国外讲红卫兵，尤其是所谓的老红卫兵，是指高干子弟，他们的使命是“破四旧”，毁灭传统文化，打击“黑五类”和“狗崽子”，以及被认为“教育黑线”（即喜欢学习好的“白专”学生而对八旗子弟照顾不够）的学校领导。而另一批后来和学校以外的党政机关发生冲突的，是所谓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和保皇派红卫兵在社会学背景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后来的结局也是非常之不一样的。造反派红卫兵绝大多数下场非常悲惨，而且我这里强调的是，不是在邓小平时代，是在毛泽东时代下场就很悲惨。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他们表现仍然积极。人总是要找一个生活的意义，问题就在于，如果可以在体制外寻找，比如说索尔仁尼琴，他就说我要坚持人格，不跟你同流合污，这也是一种追求。可是这种追求在当时的确是很少的。不是因为缺少勇气，缺少勇气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环境的闭塞，你不知道有一些其他的理想是可以追求的。

晖：对，中国人的精神不会崩溃，因为他原来也没什么精神。改革以后，抑郁症、精神疾患的发病率、自杀率，这些统计数字从九十年代以后就有了。然后就发现一个现象，改革以后，这个数字不断向上走，九十年代末是最高的，本世纪又开始往下掉。我做了自己的解释，并不见得是所谓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重，这都是靠不住的。压迫到了一定的极限值以后，就没有反抗了，人都弄麻木了。 陈丹青：镇压，封锁，绝对奏效。

中国人最爱的是金钱，不是家庭。就是指的这种为打工挣钱而忍受家庭离散的现象。其实，这不是什么“文化”，而是制度造成了大量的家庭离散。我们人为地提高人在城里安家的门槛，主要理由是如果迁徙自由，大家就会低成本地在城里安家，就会出现所谓的贫民窟。中国以此建立一种制度，要求这些人单身进城打工，住在单身宿舍里，把家庭留在农村，打不动工了就回去。

棚户区就是贫民窟，但是这些人认为住在贫民窟很幸福，至少比“不许进入”和“被赶走”要幸福。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1949年以前从苏北等地流入到上海来的，当时承认了他们的这个权利。1949年后，再流进来的人就没有这个权利了，即使在大饥荒的条件下，当时不仅苏北大量饿死人，连苏南上海附近的鱼米之乡常熟县都饿死上万，但即使饿死在农村，也绝不允许你进城求活，万一你混了进来，那就是“盲流”，几乎等于被追捕的罪犯，对那些流进来后可以合法住进棚户的前辈你就只有羡慕的份了。

如果你进城里打工，你们属于白领，能有这个条件自己买房，但在“农民工”中那是凤毛麟角。如果你是蓝领打工者，一般来讲不可能自己买房子的，政府也不提供住房保障，现在说的廉租房也不是对他们的。他们也不能够搭那种简易的房子，他们是没有棚户居住权的。在棚户能够合法居住的只有市民。如果你是外来人，你居住的棚户不叫棚户，叫做违章建筑。把你赶走了，那是既不用补偿，也不用安置的。通过这种办法，造成中国所谓的违章建筑受到严格控制，大量人成为离散人口。

因为你当年破坏人家的家庭养老机制的时候，你做了这个承诺的，说养老不是靠自己，是靠国家。你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膨胀权力，而且现在仍然有这个权力，怎么现在你的责任又不承担了呢？所以我说，这个责任你就是要背到底的。别说我不能推迟退休年龄，我还要提前退休呢。原因就是因为你搞了计划生育，他们说西方推迟退休年龄是个大趋势，但西方政府没搞计划生育。西方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西方政府是小政府，是有限政府，它当然只能承担小责任，有限责任。你是大政府，是无限政府，就应该对你进行无限问责的，从摇篮到坟墓都找你要的。你给不了就一直要被批判，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收钱是不行的，征税是不合法的，“无代表不纳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码要求。如果这样的话，有限权和问责这两方面的压力，中国就会朝宪政这个方向走

我创造的一个词，叫做负福利制度。就是这个福利仍然是扩大不公平，而不是扩大公平的。首先是那些有特权的人得到，其次才是特权比较少的人有，最后是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所以中国的现实往往是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加上二次分配以后，不公平会变得更厉害，这一点现在和过去没有任何变化。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改变负福利的状况，把负福利变成正福利。从数学的角度，首先要经过零福利的这个坎。零福利不是没有福利，而是说这个福利要变成对收入分配没有负面影响。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特权者的福利被逐渐压缩，弱势者的福利不断提高，那总有一天这个负福利就会变成零福利。它增加不平等的那个功能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下去，它就会变成正福利，然后才会产生现在西方左派、右派争论的，是主张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分歧。

但不是和稀泥的共同底线，而是老百姓中左派和右派的共同底线。具体说，就是为福利而问责，为自由而限权。这两个原则适用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所有的事。在目前的中国，你不用考虑这两个问题的限度，因为它没有契约。在西方，如果在宪政条件下，你要求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负责，那就要权衡一下，你愿不愿意让渡给国家很大的权力，经济上也就是付出高税收，否则你就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未来是不能预测的，谈不上乐观，或者悲观。希望什么时候都有，能否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就看我们的努力了。

在他看来，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一种启蒙”压倒了“另一种启蒙”，确切地说，“日式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了“西式启蒙”（民主主义）。时间上来说，也不是抗日时期的民族主义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而是新文化时期的“日式启蒙”压倒了清末的“西式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衰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 什么叫“日式启蒙”，什么叫“西式启蒙”？用秦晖先生的语言体系来说，“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一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 而“西式启蒙”，则是一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秦晖说，清末民初，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深受“日式个人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冲破“礼教束缚”，积极反对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儒家”，却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投奔了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构成了历史的倒退。 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不过，这种危险倾向的来源是日本还是“本地土特产”，则可以争议。毕竟，中国自身这种“扬大共同体、抑小共同体”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商鞅、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极，恐怕无需“引进外资”。儒家思想（秦晖笔下的“古儒”）被法家狙击或吸纳，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而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因此，民国初年此类思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说到底，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主启蒙，并非偶然发生，恰恰因为外来的“国家主义”与传统中“欲为其国，必伐其聚”的“国家主义”一拍即合，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

这种“救亡压倒了启蒙”的倾向，是否如秦晖先生所言，应由新文化运动的“反儒不反法”负责，亦可商榷。毕竟，民初有像章太炎这样“反儒不反法”的斗士，但也有很多像胡适、鲁迅这样“既反儒又反法”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反对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周制中的“古儒”，而是千年历史实践中与法家半推半就的“法儒”。对他们来说，反儒的真正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反法——脱去了“儒”的外衣，才能让人们看到“法”的内里。秦晖先生在论述过程中，直接将周制下的“古儒”当做历史现实本身，可能简化了新文化运动抗争面向的复杂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这些“既反儒又反法”的知识分子，目的并不是消解小共同体，而是重构“小共同体”的基础——将其从单维的宗法主义转移到多维的自由民主之上。毕竟，“小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亦有不同，将皇权结构无限蜂巢化复制的“小共同体”很有可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不是消解国家主义的组织资源。只有自发生长、价值多元的“小共同体”才构成对“大共同体”的对冲性力量。

“儒家”和“国家主义”之间既然有千丝万缕、千年不绝的联系，指责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反儒错位似乎也是一种苛刻。

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走出帝制》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显然，太平天国引入“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两者似乎构成文化的两极。然而，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其实共生在“秦制”的制度框架中。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藏着法家“焚书坑儒”的灵魂，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卫本土文化的外衣，却难逃“跪着造反”的跪姿。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专制框架，都不大可能有自由生长、各美其美的空间。即使是所谓“古儒”“真儒”，也只有摆脱了“法儒”“伪儒”，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

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底线自由”的制度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不过，当秦晖先生小心翼翼地将“文化”与“制度”剥离时，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制度的理念。也就是说，对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的要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爱穿旗袍还是西装，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秦制”还是“周制”、“西式个人主义”还是“日式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制度。

知识分子追求“共同的底线”固然很重要，但是从政治上而言，“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政治文化共识”）。